的职业是诗人，兼职是著名的社会新闻评论家，当然，也是个臭名昭著的前企业家。在创业的日子里，他先后设了几个大骗局，卖过的没有增高效果的鞋和鞋垫，没有保健益智效果的口服液，还有拉起房地产公司，建造过一些豆腐渣工程。可就是这一系列的所谓“艰苦”的创业，为尚德赢得了亿万财富，这是他的“幸运”，也是那一代中国的商人几乎都有的“原罪”——他们成长于市场经济的草莽年代，也利用了这种草莽特性。面对“原罪”，有人选择了“坦白”，也有人选择了粉饰和漂白。尚德显然也属于后者。当有记者问及他的违规问题时，他不但予以完全否认，还一再强调，“其实，我是一个诗人。”“我先把自己定位于诗人，然后才是企业家。”原来，“诗人”是他转换话题，掩饰自己的最好幌子！

　　至此，我们已经不难明白，尚德把自己涂上文化口红，戴上诗人的帽子，并不是因为他是个真正的诗人——尽管迹后他拿钱出了六本诗集，更不是因为他真的为了诗——如果真为了诗，有必要时时处处炒作自己是诗人吗？而是为了用诗人的光环，来掩盖他并不光彩的迹史，漂白过去，洗刷“原罪”。这种用文化的高雅来装点自己的门面，是古往今来中国商人惯用的招数，所谓“附庸风雅”是也。而尚德的厉害在于，他已不是“附庸”，而是“占领”。他挥舞着企业成功人士的大棒，入中国作协，结诗社，出诗集，开个人诗歌研讨会，举办个人诗歌朗诵会……让无数已不甘于寒酸的诗人们，为他献鲜花捧场子。他还口出狂言：诗人分成两大类，一类是比较爱走极端的，像顾城、海子这样的;第二类就是“我们这类诗人，敢想象，敢做大事，是梦想拥有整个世界的人，代表人物就是**和曹操。”尚德在这种美化中，似乎真的“高雅”起来，但对于越脆弱和边缘的中国诗坛，这绝对是野草对稻田的侵占，是伪诗歌对真正诗歌精神的异化和屠杀。不是说商人就不能写诗，也不是说商人就写不出好诗，但如果一任这种在数票子的间隙掐出的“断行句”在商业的包装和炒作下，蔓延成诗坛的主流，异化成商人的面具，中国诗歌也真的就完了！

　　有了诗人的帽子，尚德仍觉不够，还不惜多管齐下，全面包装和漂白自己，也开始炮轰别人博取出位。总的说来，他就是自认为自己了不起，而且总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自我感觉良好，看什么人都觉得别人素质低，就他一个人高雅，一张大嘴骂遍了大江南北，于是乎社会评论家的帽子又扣到了他的头上。

　　尚德由于淡出了生意圈，回到家吃老本，但他却不老实。他深深地明白，想要成功，就要搏出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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