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第一次见到徐卫东。
也是在凌晨的这个点儿，他用紧急集合哨把我们集合在操场上，我、宁志和郑勇三人从此就走上了一条注定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道路。
徐卫东敲门叫醒我们时，窗外还是黑漆漆的，我看了眼手表，凌晨四点。
三分钟内收拾利索后，徐卫东开车拉着我们出市区往西，奔了五十公里左右后车子下了公路，感觉是进了一片荒无人烟的沙地。
车停在一个三面都有沙坡的隘口上，徐卫东熄了灯，扔给我们一人一副大墨镜和一个防爆头盔,示意我们戴上。周遭本来就雾蒙蒙的，戴上墨镜和头盔后就更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了，我们摸索着下了车。徐卫东掀开后备厢，说：“来，一人一支。”
后备厢里有一个枪架，上面赫然挺立着三支八一式自动步枪，在微弱的天光下泛着幽幽的蓝光。徐卫东说：“上车检查枪支弹药，今天的任务是枪毙死刑犯。”
拿了枪正要抬脚上车的我一个趔趄差点儿绊倒。人形的靶子我打过，人形的人是真没打过。尽管我们都清楚这是早晚的事，训练时教官也一再提醒要把靶子当罪犯，每次我也会把准星后的靶子想象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。真的听到要荷枪实弹击毙罪犯了，还是大吃一惊——在区区两个月前，我们还只是某指挥学院里的普通学员。现在，因为眼前这个叫徐卫东的人，我们就成了死刑执行人，要用手中的枪去结束别人的生命。
尽管那些都是罪大恶极的死刑犯。
但这毕竟是杀人。
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把我拽回现实。我定了定神，见三辆依维柯囚车在八辆越野车的护送下已经到了现场。一个中尉军官跑步到徐卫东面前立正敬礼，递给他一个文件夹。徐卫东唰唰签完字，军官接过，转身朝囚车跑步过去。
徐卫东对我们说：“必须一枪一个，而且要保证一枪毙命，否则开除。”
我们齐声应道：“是！”
徐卫东一脚踹到我腿上：“是什么是？”我忙改口说：“收到。”徐卫东点点头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郑勇的肩膀微微地抖了几下，隔着头盔和墨镜，我看不到他的脸，但我知道他是在笑。我压低声音说：“好笑吗！”跟了徐卫东之后，我们都不由得跟着他养成一个说话刻意压低声音的习惯，这样说话老让人有种错觉，总觉得附近有人在偷听你讲话。
郑勇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，还频频点头。
囚车和护卫车的号牌被迷彩布遮挡着，每辆依维柯上押下来三个犯人，一共九人，双手被反绑得结结实实。押运战士将头一批三个按着头快步拖到最大的那个沙坡前，之所以说“拖”，是因为每个犯人的腿都是软的，根本站不住，整个身体不停地朝下出溜，若不是押送的武警左右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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