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反铐起来。

　　我跟着他们出了这间屋子，每走一步都震得我鼻子生疼，眼泪、鼻血跟着往外涌。穿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走廊的尽头是一扇弹簧门。他们推开那扇门的时候，刺眼的阳光让我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，别过头躲避着强光。背后的警察用枪管戳着推了我一下，我跟着出了门。

　　应该是要提审我了，我迅速在大脑里开始整理所有的信息，以应对可能将要面对的问题。

　　大概想了一圈之后，两个问题出现在我心中的案头上：一、我该如何解释我一个人打了三个人，而且可能还死了两个；二、我该认多少罪？

　　在这个陌生的国度，我无法评估我所犯的罪够得上什么罪名，能够判多少年，在哪里服刑？万一罪名不够，我再跑去跟程建邦成为狱友，那这次任务就真成笑话了。想象着跟程建邦关在同一座监狱里，每天大眼瞪小眼的情形，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，面部肌肉随着笑带动了鼻子，又是一阵剧烈的酸痛，逼出了我更多的眼泪。

　　满脸泪痕的我被带到了审讯室，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，我很想洗把脸。扫视了一圈那间审讯室，没有任何能判断是什么时间的日历、挂历或者其他东西，我很自觉地坐到那张一看就是为我准备的椅子上。

　　对面的桌子上堆着我放在旅馆里的所有行李，早已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。好在那些东西没有一件能够说明我的来路，或者说，仅凭那些东西，怀疑我是一个非法越境者都很难。

　　在问过我的国籍、姓名和年龄之类的基本信息后，审讯进入了主题。从他们口中，我得知被我打的人两死两重伤。

　　“两死两重伤？”我说，“你们记错了，我只打了三个人。”

　　他们不允许我说话，接着向我陈述事态的严重性：一共死了两个人，另外两个被鉴定为重伤，其中之一舌头和喉管严重受损，不仅不能再说话，就连咀嚼、吞咽和呼吸都有严重的障碍，还有部分玻璃碴儿从上颌戳进了鼻腔，具体造成了多大损伤还需要继续观察。另外一个身体多处受伤，中度脑震荡。

　　我明白了，他们是把阿来的伤也算到了我的头上。那个身体多处受伤、中度脑震荡的就是阿来，那个我救了他的命的人。

　　不等我辩解，他们又问我来这里做什么。我说是来旅游。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个回答是否满意，看起来他们对这个根本不在乎。我想，一定是这种地方有太多来路不明的人了。最后，他们让我详细叙述那天的经过。

　　我想，周亚迪杀了人只是被判刑，而我杀了两个人，还有一个重伤，要比他严重，为了尽量接近他的罪行，我必须得拿见义勇为来说事。不然，我担心万一罪行太过严重，会被关到一座看守更加严密的监狱去，那么我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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