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人以为，糊名和誊抄是宋朝发明的，实际上并不是，在唐朝时期这些措施就已经短暂地实施过，但后来又被放弃。
原因很简单，根本没有用，舞弊行为太严重了，考前直接泄题，考后进士名额基本就是由世家权贵指派和划分，从上到下，排座座分果果，大伙儿都心知肚明。
既然是这样的局面，与其多此一举，掩耳盗铃，还不如就让考生的笔迹出现在考官面前，也别弯弯绕绕，白费人力物力了。
而到了宋朝，科举可以做到公平化，糊名和誊抄才是保证公平的具体措施，这个因果顺序不能颠倒。
考卷完成了防作弊的处理后，才送到真正的考官手中，开始阅卷。
如果是历史上的二三十年后，考官阅卷的顺序，无疑是先看贴经墨义，这些较为基础的题目，错误的地方不能多，一旦超过两处，那就可以放到一旁，直接黜落了。
但现在不行，得先看诗赋，诗赋写得好，只要贴经墨义不是错漏百出，太过夸张，都可以录取。
“调绘满眼，典实富艳，这篇写得极佳！”
“这篇也不错，典雅藻丽……”
“再看这篇，清丽雅致之间，又有几分雄健气骨，难得！太难得了！”
批阅低水平的枯燥作品，自是一件极为无聊的事情，悲剧的是，科举应试的作品大多都在此列，偏偏不能全部黜落，只能在其中矮个子里面拔尖。
而当好的作品出现时，考官只觉得久旱逢甘霖，那个激动就完全可以想象了。
当然，这也与考官大多是国子监里的博士有关，这些试卷固然经过誊抄，但从文风里面也能窥得一二，有些熟悉学子的，更是能辨认出试卷的答题者。
“这篇或是韩稚圭所著，浑朴敦厚，一如其人啊！”
“这篇倒有些像文宽夫的文风……”
“这篇又是谁的呢？当真好文采！莫非是王伯庸？却又有些不像……”
糊名誊抄抵挡不住考官的好奇心，否则后来也不会传出著名的故事，欧阳修错把苏轼的文章当成曾巩的，致使苏轼丢了状元，实际上是第二场省试的头名。
这个故事十之八九是苏辙编的小作文，因为苏轼和曾巩两人的文风相差实在太大，除非那时已经是天下文宗的欧阳修瞎了眼，否则怎么也不会搞混。
但类似这种考官通过文风发现答题者身份的事情，有没有发生过，肯定是有的。
当然，现在的阅卷阶段还不涉及最终排名，即便涉及，第一场解试主要是为了获得第二场省试的资格，除了头名解元重要，后面其实都没太大关系，所以对比的态度也很轻松。
当一篇篇诗赋可取的卷子被挑选出来，汇总在一旁，众考官才开始着重审核这一批考卷的贴经墨义。
这部分反而简单，一来是有比较统一的答案，核对便是，二者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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