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所克拉拉·波特温小姐创办的学校环境优美，朴实无华。1906年，宋耀如赴美筹款时，曾随温秉忠到该校参观，留下相当美好的印象，当场他即向波特温小姐联系了两个女儿在此学习的事情，波特温小姐愉快地同意了。

　　宋庆龄在萨密特镇私立学校补习法语和拉丁语，准备投考大学，她仍然十分用功。后来镇图书馆馆长路易斯·莫里斯回忆道：宋庆龄--“那个严肃的姑娘”，总是贪婪地阅读成年人读的小说、传记和历史等等，这些“远远超出她那个年龄的普通姑娘的口味”。在她的同学埃米莉·多纳尔的记忆中：“年龄较长的那个女孩，因为由于年龄和气质的关系，她总是回避我们幼稚的游戏和嬉闹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”就这样，经过一年的补习，1908年9月5日，宋庆龄正式考人姐姐宋蔼龄当时正在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。

　　这一年秋天，学校开学了。临分手时，宋庆龄把小妹安排在了新泽西州避暑山城德莫雷特的皮德蒙特学校，小美龄住在宋蔼龄同学的母亲莫斯夫人家中。

　　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，宋庆龄自小培养出来的勤奋精神再度表现出来，她对哲学课程尤感兴趣。她的文学及写作水平亦较高，又热心于社会活动，因此很快担任了校刊《威斯里安》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。班上讨论问题时，宋庆龄态度温文，声音柔和，但却滔滔雄辩，颇有见解，深得同学们的钦佩。

　　宋庆龄与家人一直保持密切联系，父母更是关心远在地球另一边的3个女儿。宋庆龄的同学许多年后还记得，她和妹妹到萨米特市不久，就收到一个从中国寄来的包裹，里面全是给她俩的花花绿绿的漂亮衣物。当时，她们做美国样式服装，也都是用从上海寄来的料子缝制的。每当她们两个自己在一起的时候，她们往往马上换上中国旗袍。

　　但是，宋庆龄最关心的是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和革命的发展。父亲清楚女儿的想法，常常给她写长信，告诉她这方面的情况，并寄给她剪报。因此，身在大洋彼岸的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十分了解，并常常为此担心、忧虑。同学们问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关心国家的事情，而不无忧无虑地玩乐时，她说：“我不能忘记中国，也不能忘记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。如果忘记了，人生就失去其意义。”

　　中国必须变革。但到底怎样变革？当时宋庆龄开始了自己的思索和探寻。她在《威斯里安》院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，即《四小点》、《阿妈》、《现代中国妇女》、《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之影响》，这些文章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及自由、平等和博爱的思想。有一次在历史课上，宋庆龄毫不掩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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